赴蘇聯談判的日日夜夜

1990 年 7 月本科生畢業典禮后，袁寶華老校長與 1986 級本科生代表在八百人大教室合影，從左到右依次為：衡虹、汪華、李曉希、張丹、藍霞、甄秀梅、程濤、王雪梅、劉祥元、郭海鷹。

1952年，我隨周總理和陳云、李富春到莫斯科參加商談并確定蘇聯援助我國經濟建設的具體項目，征求蘇聯政府和斯大林對我國制定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意見。我在蘇聯前后生活近 10 個月，這 10 個月的日日夜夜至今仍歷歷在目。

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面臨著繁重的經濟恢復和發展的任務。一方面，要治理戰爭創傷，恢復生產，發展經濟；另一方面，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支援前線。經過一年多艱苦努力，1951 年經濟恢復工作取得很大成績。這時，根據中央“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中財委于1951年2月開始試編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包括需請蘇聯援助和幫助建設的項目。在當時，竭盡全力進行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爭取蘇聯對我國的經濟援助，是中央的一個重要戰略決策。

中央為了搞好與蘇聯對接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決定由周總理親自主持計劃領導小組工作，具體負責的是中財委計劃局，當時計劃局人不多，就從各大區抽調人員參與這項工作。1952年7月25日，我從東北趕到北京，立即同即將前往蘇聯談判的同志一起投入緊張的準備工作。在臨行前的 20 多天中，我們夜以繼日地討論項目，列設計項目表，寫設計項目說明，做設計項目和設計清單，寫地質勘查資料和清單，提出專家與設備要求和技術要求等。同時，還要準備好“一五”計劃的總說明、計劃方針和計劃概要，詳細推敲重工業計劃。我們所準備的材料必須統一、準確。

經過緊張的工作，我們做好了赴蘇聯談判前的準備工作。我國政府代表團在 1952 年 8 月 15日晨 5 時離開北京。代表團正式成員共 5 人：周恩來任團長，陳云和李富春（中財委副主任）任副團長，成員是張聞天（駐蘇聯大使）和粟裕（副總參謀長）。代表團的顧問都是政府和軍隊有關方面的負責人，代表團的隨員也是各部門的有關負責人以及翻譯人員等，我當時是東北工業部秘書長，是重工業部的代表，又是民用工業部門的代表。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我們就立即開始了緊張的準備工作，認真準備和核對材料，學習和討論蘇聯報紙發表的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草案。當時，大家都急切想了解蘇聯經濟建設的成就，想參觀他們的工礦企業，學習他們的經驗。從 9 月 7 日到 16日，我們在莫斯科參觀了蘇聯工業技術展覽館、建筑展覽館、莫斯科大學，考察了斯大林汽車工廠、紅色無產者機床制造廠及第一滾珠軸承廠、電纜廠、變壓器廠、卡里伯廠、莫斯科煤氣廠、吉那摩電動機廠等。之后，我們又到更多的企業參觀學習。李富春指定由我帶領搞工業的一行約 20 人到蘇聯地方企業參觀。我們的日程排得很滿，幾乎馬不停蹄。

1952年10月5日，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次黨代表大會，通過了蘇聯第五個五年計劃大綱。蘇聯是計劃經濟發源地，是我們的“老大哥”。這個計劃大綱，對我們這些剛剛從事計劃工作的人，是難得的學習資料，為我國“一五”計劃中擬請蘇聯援助的項目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我們更好地制定“一五”計劃并堅定實現“一五”計劃的信心，也是極大的鼓舞。

從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結束到斯大林逝世的四個月，是我們和蘇方準備談判的緊張的四個月。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討論我們提出的項目，大家幾乎都要把談的項目背下來了。我主要負責冶金方面的項目。

在這段時間里，除了熟悉項目、準備談判之外，我們還做了許多其它工作。一是接受國內的任務，與蘇聯外貿部有關人士商談已確定的項目。這些項目后來都加進了中蘇雙方共同確定的156個項目之中。二是了解和聽取東北工業部派到蘇聯學習的實習生的匯報。當時東北工業部派去的實習生有八九十人，分布在各個行業和企業。通過他們，我們知道了不少蘇聯企業的生產情況和管理方法。

在正式談判之前，我們集中學習了一段時間。從1月30日開始講授，近一個月的時間里，蘇聯計劃委員會的 14 位副主席和主要委員分別給我們講課，前后共講了20次。我們20來個人，分頭把聽課內容詳細記下來并加以整理，編輯成一本書，其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生產費和周轉費”三章，以及開頭兩部分是我整理的，計劃工作的組織和計劃工作的方法是我負責審查的。這些整理的文稿后來匯集成《經濟計劃概論》一書，正式出版。

1953 年 4 月初，正式進入關鍵性的談判階段。

我們當時的建設熱情極高，主觀上都想把勁鼓足，想多爭取蘇聯的援助，所以做的計劃比較大。例如鐵路，“一五”計劃草案提出 5 年修鐵路一萬公里。卡岡諾維奇是交通專家，他問：為什么一上來就修這么多鐵路？我們說，我們國家同蘇聯一樣，幅員廣方各部門的人，也常常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他們也很勞累，話里話外聽得出來，蘇方也有難處。用蘇方人員的話說，中國是個大國，提的項目工作量大，接受這些項目就必須修改他們自己的計劃，與援助東歐國家不同。蘇方人員還說，援建中國的項目他們要根據進度供應設備，有些還要供應材料、派遣專家。據說為中國項目，僅設計單位他們就增加了3萬人。

當然，正常的國家間談判都應該是互利的，中蘇談判也如此。蘇聯也有求于我們，特別是蘇聯需要的戰略物資，如稀有金屬鎢、錫、銻、鉬、汞及天然橡膠等項目，談判時進展較快。

談判到 4 月中旬進入尾聲。我們原設想由蘇聯幫助設計的項目150個，其中有60項蘇方沒有接受。理由：一是缺乏技術資料，二是中國自己可以設計，三是可推遲到第二個五年計劃，四是目前還沒有能力建設，五是我們沒有必要建設，六是蘇聯方面技術也不過關。

在談判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蘇聯政府提供的援助雖不是無償的，卻是真誠的。后來陳云也多次說過，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那時他們對我們的援助是真心誠意的，有的設備，蘇聯剛試制出兩臺，他們一臺，給我們一臺。為維護中蘇友誼，新中國成立后，“一五”計劃開始時，蘇聯將旅順、大連交還中國。中長鐵路兩家共管多年后，交還中國。中蘇合營新疆有色金屬公司、中蘇合營大連造船廠也于 50 年代交還中國。作為友誼的象征，“一五”計劃中有些項目的確定，我想也有對我國補償之意，因為戰后蘇軍從我國東北拆走了大量的設備。

談判基本結束時，李富春派宋劭文回國向中央匯報。4 月 17日，毛主席親自主持政治局會議，專門聽取了宋劭文的匯報，重點是與蘇聯新議定的 91 個項目和原已決定的 50 個項目，一共是141 項。對蘇聯答應援助中國的項目，以及蘇聯希望中國向他們出口一些稀有金屬的要求，毛主席基本上表示贊同。這是中央第一次討論五年計劃。毛主席說，蘇聯削了的項目，有的缺乏地質資料，實際不能干；有的自己可以干，何必給別人干；有的可以緩干。削了大家都舒服了，削了我們的主觀主義。五年計劃完成、完不成、超額完成都有可能，我們必須完成，爭取超額完成。錢多了，修鐵路，辦學校，為農民辦事。

會議贊同中國在蘇聯設立經濟參贊處，要求經濟參贊處負責五件事：項目設計、成套設備引進、聘請專家、交流技術資料、派遣實習生。

宋劭文返回莫斯科后，蘇方應我方要求，正式提交了援建項目清單、減調項目清單和要求中國向蘇出口物資的清單。4 月 25日下午，我們從蘇聯貿易部取回協定草案文本和附件，經過大家多次認真審查與核對，終于在1953 年 5 月 15 日正式簽訂協定。中方參加簽字的是李富春、宋劭文、我（代表民用工業）和錢之道（代表軍事工業）。

在正式簽訂的協定中，明確了蘇聯幫助中國設計并援助建設的項目為 141 項。后來，蘇聯方面又同意追加了 15 項涉及軍事工業方面的項目，使總項目數增加到 156 項（實際施工的是 150項）。這些項目主要分為五個部分：國防工業 44 項、冶金工業 20項、能源工業 52 項、機械工業 24項、化學工業和輕工業共10項。

協定正式簽訂后，我們整理資料回國，其它未了事宜則交大使館辦理。李富春由于要乘坐飛機回國，所以動身晚些。王世光、齊明、陳平和我4個人，帶著裝滿十幾個箱子的大批資料，乘火車回國。我們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車，經過整整9個晝夜的顛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歷時近 10 個月的蘇聯談判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本文由校史館副館長楚艷紅根據《袁寶華回憶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