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瑞珍:心寄田壟之間 踏遍千山萬水
先生小傳
嚴瑞珍，1929 年生，浙江溫州人，中共黨員，著名農業經濟學家，我校榮譽一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55 年留校任教，曾任我校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常務理事，亞洲農業經濟學家協會顧問，中國科學院農業委員會委員，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評議委員等職務。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從事農業經濟問題教學與研究的學者，嚴瑞珍在中國農業發展、農業生產力經濟和反貧困等領域作出眾多開創性貢獻，出版學術著作 21 部、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曾獲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薛暮橋價格研究獎、吳玉章科研獎、國家教委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二等獎。
首次提出把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劃分為比價和比值剪刀差，并采用工農業勞動力折合為標準勞動力的方法計算剪刀差；首次提出工農業相互支援、交叉掩護、協調發展是處理我國工農業關系的唯一正確方針；首次引進“產量比”的方法科學評定土地的經濟質量……作為學科奠基人，嚴瑞珍矢志不渝、開拓創新，始終走在學術最前沿。
在70年的學術生涯中，他踏遍祖國的田野山川，花費30多年時間在中西部農村幫助 2 萬多名貧苦農民擺脫貧困，國家科委及河北省科委授予他“科技扶貧”獎和“創業”獎。他以學術視野探訪中國最基層的鄉村土地，用實踐解決新中國農業生產的種種困境，始終堅守改變農村落后面貌的誓言。
艱難困苦鍛造初心
1929年，嚴瑞珍出生在浙江溫州的一戶市民家里。他在童年和少年時期恰逢戰爭亂世，飽受顛沛之苦。他對上學最初、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跑警報”，小學時，日軍的航空母艦就停在家鄉溫州甌江口外，日機起飛的時候，全城會拉響空襲警報，伴隨著警報聲，炸彈開始對整個溫州城狂轟濫炸。學生們每天上課都繃著一根弦，一聽到外面混亂的腳步聲，無論處在什么狀況，都得馬上跟著跑。
中學時，嚴瑞珍的校舍被飛機炸毀，但學校沒有錢蓋新的，大家只能在稻草搭建的草棚里讀書。溫州臨海，夏季常有臺風。臺風時節，草棚倒了蓋、蓋了再倒。戰火中，生存成了奢侈的事情。每次轟炸后哀鴻遍野的慘狀帶給少年嚴瑞珍巨大的沖擊，“轟炸過后，能看到的就是到處冒煙的廢墟，幾分鐘前還生龍活虎的人已經變成一具血肉模糊的尸體，人的生命簡直和螻蟻一樣”。
城市淪陷后，嚴瑞珍一家人被迫遷到農村居住。由于經濟環境惡劣，物資極度緊缺，再加上溫州地少人多，普通農民種地生產的糧食根本難以為繼。嚴瑞珍寄居的房東老婆婆家中一貧如洗，只有幾條破被子。結束一整天的艱苦勞作之后，她還要在晚上編織草席來勉強度日。老婆婆披著破舊的棉襖、在油燈下埋頭辛苦織草席的樣子永遠留在了嚴瑞珍的記憶中，“我想，這就像一尊大理石雕像，象征著遭受了幾千年苦難卻仍然堅強不屈的中國農民的形象”。
在國仇家難中，嚴瑞珍慢慢地成熟起來。這些痛苦的記憶在他心中埋下了走向農村、發展農村、改變農民生活的種子，他下定決心要改變中國農村破敗凋敝的面貌，讓農民過上好日子。
堅守理想無畏斗爭
抗日戰爭讓嚴瑞珍看透了國民政府統治的實質，他心中埋藏的愛國之種，在革命真理的催化下生根發芽。
中學時期，嚴瑞珍閱讀了很多馬克思主義書籍，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經濟學知識，還讀到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這些書籍幫助他把對中國農民問題的認識從感性上升到理性，讓他知道了農民問題是民主革命的核心問題，更讓他深刻地認識到了國民黨反動的階級屬性無法挽救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拯救中國的真理，并因此堅定了學農業經濟學的決心。
1948年，嚴瑞珍高中畢業后拒絕了北京大學等著名學府拋來的橄欖枝，選擇了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農業經濟系。當時身邊許多人不理解他為什么放著“康莊大路”不走，偏要選擇農業的“獨木橋”，他卻依然堅定地走向中國廣闊的農村田野，獨留給眾人倔強堅毅的背影。
在中央大學求學期間，嚴瑞珍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不推翻國民黨反動政府，國家的強盛、農村的發展、社會的改造都無法實現”。于是，他積極參與學生運動，成為一名進步的革命青年，后來還加入了共產黨的地下黨組織，一邊積極地組織學生運動，一邊殷切地盼望解放的黎明號聲吹響。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嚴瑞珍和同志們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共同保衛學校。他滿懷豪情地寫下了一首詩：“慷慨悲歌刀叢行，拼將腔血沃金陵。歷經劫難終不悔，風雨如晦聽雞鳴?！迸瓮瑘猿种?，斗爭著，終于，1949年4月，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人民迎來了勝利的曙光。
新中國成立后，繼續學業的嚴瑞珍仍然積極地投身于黨的革命事業，這位堅定的共產黨員在實踐中變得越發成熟。
傳道授業為黨育人
1952年在中央大學完成學業后，嚴瑞珍了解到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國人民大學在南京招生。“中國人民大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我非常向往，而我也很幸運地被錄取了?！苯鹎飼r節，嚴瑞珍從南京輾轉北上，來到中國人民大學報到，從此結緣70年。
從校門到校門的嚴瑞珍，對中國農村的具體情況調研有限，在深度了解中國農村的基本矛盾以及應走什么道路等問題上，還缺乏深刻認知。在他看來，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農業經濟學的發展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以適應中國農村的特殊情況；二是如何將蘇聯的農村發展經驗與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帶著對這兩個問題的困惑，嚴瑞珍度過了三年的研究生學習生涯，畢業留校后繼續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承擔了為全國高等學校編寫教材的重任，學者們要在蘇聯教材基礎上，編出一套具有較高水平、符合中國實際的教材。在成立不久的農業經濟系，嚴瑞珍和同事們一起承擔了這一重任，開始著手編寫《社會主義農業經濟學》和《社會主義農業企業組織與管理學》這兩本教科書。為實現“高水平、中國化教材”的目標，必須把研究對象轉向我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嚴瑞珍到農業機關以及最基層的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不僅為他編寫教材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同時為他苦苦思索的兩個困惑提供了解決的方向與途徑。這兩本書出版后，新中國農業經濟專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教材，全國20多個農業院校的農業經濟系都將其作為經典教材，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農經學子。
作為師者，嚴瑞珍潛心教學，遍植桃李。他將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還經常應邀給各級農業干部上課，更曾耐心細致地給普通農民講過課。
嚴瑞珍是一位親和的教師，他一直強調教學相長，鼓勵學生們勤于思考，一起在實踐中探討觀點、互相啟發。他十分關心學生，邀請學生們到家中，一邊吃著家常菜，一邊探討學術或是生活上的問題。他語重心長地叮囑大家，“人是因為業余時間里的努力程度不同而逐步產生差別的”。弟子們大多傳承了老師嚴謹治學的態度和求真務實的學風，在各自的工作領域兢兢業業地實干。
行走在田野之間，落筆于方寸之中，在人大 70 年間，嚴瑞珍留下的學術財富和諄諄教誨，讓一代又一代學子受益終身。
深耕學問終至大成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批從事農業經濟問題研究的學者，嚴瑞珍始終致力于農業經濟學、生產管理學、生產力經濟學、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取得了不計其數的學術成就。然而，他始終覺得自己“做的工作很少”。
蘇聯曾因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動用了大量的農業原始積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最終阻滯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嚴瑞珍意識到我國農業發展滯后和農民貧困問題極其嚴重，必須從蘇聯汲取教訓，處理好工農兩大部門之間的關系。
1990年，嚴瑞珍在學術界率先明確提出“先工后農”——先用農業積累搞工業，后用發展起來的工業積累搞農業——并不符合客觀經濟規律，是一種不合理的經濟政策。他進而提出，工農業之間內在的客觀經濟規律應是相互支援、交叉掩護、協調發展，而不是“先工后農”。要想處理好工農兩大部門間的關系、保持工農業協調發展，關鍵在于工農業應有一個合適的速度比、投資比、價格比以及工人和農民合理收入比。這一理論推動我國工農業發展打開了新局面。
除有關工農兩大部門間關系問題的研究外，嚴瑞珍同樣在農業經濟學和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方面作出了舉足輕重的貢獻。嚴瑞珍首次引入“產量比”的方法來評估土地的經濟質量，使得土地的經濟評價以及土地極差收入的量化成為可能，為農用地的分等估價以及針對級差土地收入而制定的經濟政策的具體實施開辟了道路。為了改變我國農業經濟的弱質性，嚴瑞珍探索從工農業發展速度比、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勞動力價值與價格比、農轉非土地價格形成等方面揭示農業落后的深層次原因，并提出農村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對我國相關領域的研究具有重大意義。
20 世紀 80 年代初，為了推動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在老一輩農業經濟學家的積極倡導下，第一屆全國農業經濟學家代表大會在蘇州召開，中國農業經濟學會也在這次大會上成立。嚴瑞珍被選為學會秘書長，后又被選為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協助理事長推動農經學界的撥亂反正及農村經濟改革工作。
一片春潮涌動在廣袤原野，農村的經濟改革為嚴瑞珍提供了極大研究空間。遵循著“在實踐中形成觀點，到群眾中去聽取反饋，經過修正形成結論”的原則，嚴瑞珍走進廣闊天地，展開了廣泛的實地調研工作。根據自己在長期的農村實踐調研中所總結出的經驗，他對中國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機械化進行了深入研究，呼吁加快農村第三產業發展，穩步前行，走有選擇的農業機械化道路。針對我國的農業現代化問題，他還提出應當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業技術體系，為我國農業現代化提出了新的發展方向。
講好中國學術故事
學術研究從來不是閉門造車，于實踐中厚積薄發的農業經濟學，與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實現了“雙向奔赴”，最終以輝煌成果震撼世界。
1980年，由國際農業經濟學家協會主席丹姆斯、副主席大川一司以及赫爾德利斯司庫一行三人組成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嚴瑞珍陪同他們對南京、上海及蘇南農村進行了實地考察，向國際學界展示了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偉大成果和中國農村的光輝前景，更讓他們意識到中國農村未來將對世界農業經濟學術界研究產生深遠影響。通過這次訪問，我國農業經濟學界和國際農業經濟學界中斷了長達 40 余年的聯系得以重新建立。
1981年，嚴瑞珍應邀參加了世界農業經濟學家大會，并在專設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專題報告會上作報告。近千人的報告廳座無虛席，報告結束后，嚴瑞珍身旁更是擠滿了各國學者，有繼續提問的，有要求留下通信方式以便日后聯系的，有沒拿到論文要求補寄的……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就隨著嚴瑞珍的演講走向了世界，嚴瑞珍也真切體會到了作為一名中國學者的自豪。
會后，嚴瑞珍應日本、美國、德國、印度、英國等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邀請，參與了大量大型國際研究項目，真正讓中國農業經濟學走出國門、走向世界。
這位引領農業經濟學界學術潮流的知名學者，卻是一位極其謙遜的人。2004 年，在嚴瑞珍從教 50 周年座談會上，捧著剛剛發布的《嚴瑞珍文集》，他謙和地說：“50 年的經歷中有欣慰也有遺憾。欣慰的是 50 年來農業農村教學研究這顆心沒有變，始終心系農村、心系農民、心系農業；遺憾的是學習方面有空缺，實踐總結得不好，創新差得更遠?！奔词挂呀浫〉脴O高的學術成就，他依然數十年如一日地不斷反思、不斷總結，永遠奮斗在中國農業經濟研究領域的第一線，為我國農村經濟建設而奉獻。
唯愿青山披綠裝
諸多誘惑伴隨改革開放大潮而來，但嚴瑞珍始終堅定地走在自己認定的路上。自從 1985 年中央作出反貧困戰略部署后，嚴瑞珍就和反貧困結下了不解之緣。
他用雙腳丈量中國山區農村的土地，走訪了太行山區、大別山區、羅霄山區、呂梁山區、武陵山區、賀蘭山區以及內蒙古的陰山山脈和草原地區。改革開放逐漸深入，東部地區高速發展的同時，地區及城鄉間的差距也逐步擴大，由于自然環境的制約，中西部山區農民生活仍十分困難。調研了解這些地區的情況后，嚴瑞珍開始思考：在僻遠的山區、貧瘠的草原、莽莽的沙漠還生活著貧困的農民，他們怎樣才能像東部地區的農民一樣快速富裕起來？
通過廣泛的貧困山區調研和親身經歷的反貧困工作，嚴瑞珍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貧困地區的樣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一項系統工程，單靠引進一項先進農業技術、一個新產業是絕對不行的。為此，他寫下《中國貧困山區發展的道路》一書，系統地闡釋了中國貧困山區的分布及治理的緊迫性、生態、糧食、資源開發、技術引進等問題。這本書受到時任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副主任及扶貧辦主任楊鐘的贊賞，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最系統、最有深度的反貧困理論力作”。該書后來獲得包括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996）和國家教委第一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1995）在內的諸多獎項。
在從事反貧困理論研究的同時，嚴瑞珍始終堅持深入實踐。1991年，嚴瑞珍爭取到德國EZE基金資助，在太行山區的內丘縣建立了脫貧與發展試驗區，覆蓋了河北省內丘縣 3 個鄉 51 個村的5300戶2.1萬人。在這一試驗區中，嚴瑞珍創建的“脫貧與發展內丘模式”首次得到了應用。9年時間里，內丘項目幫助當地改善生態環境、發展經濟，同時開展技術推廣、人力開發培訓、社區建設等一系列工作，最終項目戶人均收入由1993年的 337 元增加到 2005 年的 2340 元，1 萬多名貧苦農民成功擺脫了貧困。
國家科技扶貧獎等榮譽接踵而至，嚴瑞珍“捧著一顆紅心來，不帶半根青草去”。2002 至 2007 年，年過古稀的嚴瑞珍又依托“內丘模式”在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建立起另一個反貧困試驗區，幫助當地4000多名農牧民發展奶牛業，過上了小康生活，并改善了當地生態環境。基于脫貧與發展內丘模式的理論和實踐，嚴瑞珍還應邀指導了山東沂蒙山區、河北和山西太行山區、湖南武夷山區、云南西雙版納，以及河南、內蒙古和貴州等地的貧困地區脫貧和開發工作，讓大批中國農民擺脫貧困、走向小康，過上了富足的生活。
如今，嚴瑞珍已是耄耋之年。他曾歷經槍林彈雨的歲月，也曾見證高速發展的新時代，時光荏苒，農業經濟和農民生活是他始終不變的牽系。從事學術研究 70 載，他于三尺講臺之上育英華，收獲桃李滿天下；于群山田壟之間促發展，換得農村新面貌。踏遍青山，情牽田野，嚴瑞珍始終奮斗在中國農業經濟發展研究的道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