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話家常
新年前夕,看過話劇《年青的一代》,很受感動。這確是一出好戲,它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青年人應該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并且通過肖繼業、林嵐和林育生等幾個不同類型青年的生動形象,對這個問題作了正確的回答。因此,它受到了青年、老年和社會各個方面的一致好評。
青年人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是關系國家興亡和革命成敗的大問題。每一個青年,要想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并且能夠沿著這條正確道路走下去,是不容易的。這不只是因為青年比較幼稚,還缺乏選擇生活道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階級社會里,各階級都在激烈地爭奪青年,青年要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需要經過多么嚴重的考驗和長期的生活磨煉?。∠裎覀兝弦淮?,在年青的時候,是經過了千辛萬苦才找到了革命道路的。就拿我來說吧!
我的少年時代,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統治的末期,當時內憂外患,國事日危,我心中十分焦慮。為救亡圖存,我一心想尋找一條革命的道路。1898(戊戌)年的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變法維新運動興起時,我便熱烈地參加了。但是不久,維新運動就遭到統治階級的殘酷鎮壓而失敗了。維新運動的失敗,證明那種不觸動反動統治制度基礎的改良主義道路,在中國是行不通的。為挽救祖國的危亡,我于 1903 年留學日本,繼續探索革命的道路。
到日本以后,我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并在 1905 年參加了中山先生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中國革命同盟會”,為宣傳革命主張,在日本辦過《四川》雜志;為擴展革命組織,聯系組織過“共進會”;為組織起義,購運過軍火,并參加了1911年4月27日的廣州起義;在四川領導川省人民進行“保路斗爭”,并策動了榮縣獨立、內江起義等等。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在中國歷史上延續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我曾經為此極為喜悅。但不久,由于中國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和不敢發動廣大群眾起來革命,同時對反革命的復辟陰謀缺乏警惕,對帝國主義存在著幻想,結果,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竊取而去。辛亥革命又失敗了。這使我非常痛心。當時,袁世凱下令通緝我,我在國內待不住了,同時,為了尋求新的救國救民的真理,我于1913年末啟程流亡法國去了。在法國巴黎,我接觸了各種社會主義思想,加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中國古代大同學說,腦子里交織成一幅未來 社會的美麗遠景。但如何實現它?仍舊是茫然的。
袁世凱統治垮臺后,我于1917年回國,希圖在國內繼續進行革命工作。為培養革命干部,辦過留法勤工儉學;為反對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我作為四川省代表,參加了孫中山先生在廣州成立的護法軍政府工作。但不久,護法運動又失敗了。
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推翻清朝而遷就袁世凱,后來為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南方小軍閥,結果都失敗了。究竟怎樣才能找到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呢?我十分煩悶和苦惱。
正在這時,偉大的十月革命爆發了。1919年,中國發生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我感到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但要改變過去的老辦法。雖然當時還沒有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走俄國人的路”的思想,在我頭腦中逐漸強烈和明確起來了。此后,我參加和組織過四川人民反對北洋軍閥的“自治運動”,后來又在成都的工人農民中進行過宣傳組織工作。直到 1925 年才真正找到黨,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我入黨時已經四十七歲。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進的。從我少年時代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痛苦,而焦慮,而奔走,企圖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條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將近三十年,經過失敗,勝利,再失敗,直到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傳到中國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條正確光明的革命大道。我所經歷的途程是多么漫長,多么艱難??!
今天的情況與過去根本不同了?,F在的青年,是處在一個嶄新的時代,不必像我們當年那樣,要經歷那么多的坎坷險阻去尋找革命道路,只要聽黨的話,自覺地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走去,是不會走錯路的。今天的廣大青年,正是按照黨所指引的方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且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發揮著自己的才能,作出了貢獻。
但是,是不是可以說,今天的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呢?每個青年都能夠很輕易地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呢?我想,還不能這樣說。因為今天國際國內還存在著嚴重的階級斗爭,階級敵人與我們爭奪青年一代的斗爭還在激烈地進行著,國內階級敵人的復辟陰謀,和美帝國主義搞的“和平演變”的陰謀,都是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我們后代人的身上。而且當前階級敵人與我們爭奪青年一代的斗爭,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采取了更加狡猾、更加陰險的糖衣炮彈的手法,或是在革命詞句的掩蓋下施放毒素,企圖磨滅青年的革命意志,扼殺青年的革命理想,敗壞青年的道德品質。同時,青年人又具有本身的弱點,他們比較幼稚,缺少實際斗爭的鍛煉,缺乏階級斗爭的經驗,辨別方向的能力也比較差。因此,他們如果不加警惕,也就比較容易在不知不覺中受到資產階級潛移默化的影響,受騙上當,誤入歧途。再加上今天的青年,多是在和平環境中長大的,他們沒有看到舊社會的黑暗,沒有嘗到階級剝削的痛苦,現在又過著比較安寧舒適的生活,這又容易使青年滋長害怕艱苦和貪圖安逸的情緒,因而缺乏強烈的革命要求,這也在客觀上給了階級敵人以可乘之機。
在這種形勢下,對于今天的青年一代來說,仍然存在著走什么道路的問題。每個青年只有認清這種形勢,加強思想鍛煉,從各方面抵制資產階級的影響,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逐步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走上革命道路。作為老一代和家長,我們也一定要認識這種形勢,加強對青年的教育,幫助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培養他們成為革命接班人,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我們的社會里,對年青的一代,主要是靠社會教育,但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也是培養革命接班人整個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青年與家長相處時間長,接觸多,又有一種天然的感情聯系,家庭教育往往對他們影響深遠。從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后來所發生的影響看來,也說明了這一點。
在我童少年時代的家庭教育,多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和“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等等。在我剛懂事的時候,父親就教育我長大后做一個“頂天立地”的人。祖母對兒孫輩要求也很嚴,她力禁煙賭,不準妄取人物,常告誡說:“小來偷針,大來偷金,不義之物,寧餓死,不接受”,“從艱難困苦中長成的人才更有用”,并且要我從小就做如灑掃庭院、整理什物等兒童應做和可做之事,要我“有始有終”。當親朋夸獎我時,她就告誡親朋說:“不要過于夸獎他,鍋蓋子揭早了會出氣?!边@樣,我也就不偷懶,不茍且,不半途而廢。我的家庭也很注意對我進行歷史教育。長輩們常常給我講一些岳飛、文天祥、黃淳耀等人的歷史故事,我也喜歡讀這類書文。這樣,我就逐漸培養起一種崇敬“忠烈”、鄙視叛徒的思想情緒。這些教育,對于我后來參加革命活動,對于培養我的民族氣節和革命氣節,對于我參加革命后的生活習慣和作風,都曾發生過積極的影響。
正確教育子女的方法,我以為最主要的應該是愛和嚴相結合。在生活上,既要給予子女以適當的父母之愛,在政治上又要嚴格要求他們,特別要舍得讓他們到艱苦環境中去鍛煉,在風雨中成長。這才是真正的愛。只有這樣,才能鍛煉出人才,讓他們成為真正有作為的人。在今天我們的社會里,父母送子女到艱苦環境中鍛煉,已經成為一種社會風尚。這是一種移風易俗的變化,也可以說是家庭教育的一個革命。
教育子女走革命道路,培養青年成為堅強的革命接班人,是一件復雜細致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在這“送舊迎新”,過新年的時候,在總結我們一年來工作的時候,不妨也回顧一下我們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怎樣,以便從中找出經驗教訓,進一步改進和加強教育子女的工作,更好地配合其他方面的教育,把我們的后代培養成經得起風險的、真正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
(本文摘編自《中國青年》196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