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學與中國研究：以多語種文獻為視角

我校國學院教授烏云畢力格演講

烏云畢力格從我校國學院“大國學”理念出發，提出要建設健全的“中國研究”，西域研究不可或缺。印度文明、波斯-阿拉伯文明和歐洲文明同中國文明在西域交匯，西域各族及其語言文化是中國文明的直接參與者。欲了解中國歷史的全貌和真相，必然要將西域多語種文獻和漢語文獻相結合。

在這方面，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率先借助多語種文獻將漢學放在亞洲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語境中進行考察研究；葉瀚、廉亞明、歐立德等漢學家承其一脈，主張從西域視角理解中國。國內的研究相比之下有些滯后，民國以前，學者們未將他語種文獻納入漢學范圍內，故而資料和方法都很單一。民國以來，陳寅恪、傅斯年等前輩開始把西域語言和西方語文學方法用于漢學研究；傅斯年主張“漢學”（傳統漢學）與“虜學”（西域學）相結合，打開中國研究的新局面。我校國學院的“大國學”理念可以說是這一學術理念在新時代的深化和發展。

烏云畢力格以“古突厥文碑銘與唐代中國研究”“蒙古文文獻和清代中國研究”“波斯文獻與中國國際交流史研究”三個實例來說明西域研究對中國研究的重要性。他總結道，中國文明呈現出其內部的多樣性和對外的開放性，與西域文明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正因如此，西域多語種文獻可與漢語文獻相互參照、補益，拓展和深化中國研究，更全面地了解歷史中國、為建設今日中國提供鏡鑒智慧。

我校國學院俄羅斯籍教授索羅寧（Solonin,Kirill）回應

索羅寧指出，西域研究與漢學（國學）從一開始就有互助圓融的關系。如果西域研究缺乏漢學研究的穩定基礎，研究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同樣，如果僅依靠漢語材料從事西域研究，研究則難以取得進展。國學大師陳寅恪、王靜如，漢學大家高本漢、聶歷山等，融通了西方的語言學、歷史語言學和傳統的音韻訓詁學，最終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索羅寧聚焦自己主要研究的西夏學領域，舉了從西夏譯文恢復的漢語典籍《類林》《十二國》《孔子和壇記》，漢語本失傳而通過西夏文保留下來的唐代宗時期禪宗高僧南陽惠忠語錄《唐忠國師住光宅時佛理二十五問答》、遼代高僧圓通道敐的《鏡心錄》、遼道宗時期高僧通理恒策的《究竟一乘圓明心義》以及《大乘要道密集》等實例，論證使用西夏文等西域多語種文獻與漢語資料比較對勘能夠為漢學和國學研究提供重要補充、甚至填補空白。

他總結道，西域研究確實可以為國學添加新內容，正確了解西域文獻內容需要從兩個角度出發：對相關語言要有足夠的認識，同時也應該有穩定的國學基礎。西域文獻的價值，只能經過其與國學知識的比較核對，才能顯露出來。

交流討論

在問答環節，與會學者討論了在漢學研究或者比較學研究中的語言問題，烏云畢力格和索羅寧都認為語言自然是掌握得越多越好，而掌握語言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能起到互補研究的作用。針對線上參會學者的提問，烏云畢力格簡要介紹了國內摩尼教研究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