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校址變遷 品時光印跡
期次:第1756期
作者:■曾蒙田 查看:315
1949年平津戰役勝利結束,北平和平解放,3月華北大學在中央的要求下開始積極準備向北京搬遷。初入北京,沒有校舍,只能租用房子。由于當時各單位都在爭取房子,房源非常緊張。從一份華北大學3、4月份綜合報告中可以看到,當時房子問題已經成為僅次于招生的第二大問題。已經看好的房子又由于各種原因分配給了別的單位或者被收回,房子成了影響一部分學生入學的大難題。
為了解決北京房子不夠的問題,學校在天津、正定各辦了一個分部,華北大學天津分校校址原在特一中學,后遷東局子分校。1949年8月和12月,天津和正定分校相繼撤回北京。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準備打過長江去,需要大批干部隨軍南下,學校遵循中央的方針重點招收短期訓練班,學員大量增加,北京沒有一處房子可以同時容納幾千人,所以學校只能分散在多處。
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關于在北京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決定》,中國人民大學開始籌備,房子的分配問題成為籌備工作的重點之一。從1949年12月30日的《關于人民大學籌備工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學校領導已經考慮到房子的分配問題并多次匯報。報告中講道:“1.專修班二○○○人住鐵獅子胡同一、二號,用兩層的雙人床可勉強安置?!?.本科一四○○人分住于政法大學與拈花寺,政法大學可住一○○○人(現在政法大學住一二○○人,但教室都住滿了人),拈花寺可住四○○人,但政法大學第二部需五個月以后始能畢業,所以準備先將所有本科學生暫集中正定學習俄文。3.附設之政治研究所與俄文專修班住于革大。這樣,學生與工作人員均可勉強安置,惟無蘇聯教員住處。……這個房屋問題應盡速解決。特此報告并望指示!”可見初入北京房子的緊張程度。
后來確定的校舍集中在東城區和西城區的一些胡同之中。其中主要的幾處為:
鐵獅子胡同,即現在的平安大街張自忠路3號,1949年由中央分配給華北大學作為校舍之一,是學生上課和住宿的主要地點,初入北京的華大一部的一部分就住在這里。
東四六條38號,在清末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崇禮的府邸,后期由長白師范學校使用,1949年華北大學進京后接管了這所宅院。
蓑衣胡同,位于東城區西北部,東起南鑼鼓巷,南至福祥胡同,北鄰雨兒胡同,呈曲尺形,也是當時學校在北京市登記注冊的地址之一。
海運倉,1912年朝陽大學在海運倉建立,1949年8月改稱中國政法大學,后來并入華北大學。
先農壇,位于北京市西城區東經路21號,正陽門西南,與其東面的天壇建筑群相對應,建于明永樂四年至十八年(1406—1420年)。1949年3月左右華北大學二部設在先農壇。
東廠胡同,東起王府井大街,西止東皇城根南街,南與安居里相通,北與東廠北巷相通。1949年3月范文瀾帶領華大四部也就是歷史研究室入駐此處。
南鑼鼓巷,北起鼓樓東大街,南至平安大街,1949年華北大學工學院曾入駐此處。
錢糧胡同,東起東四北大街,西至大佛寺東街。華北大學工學院曾從南鑼鼓巷遷至這里。
織染局胡同,位于東城區西部,東起水簸箕胡同,西至東板橋街,南與后局大院相通,北鄰北河胡同。1952年春,教材出納組搬到織染局胡同一個大院辦公,1953年搬到拈花寺。
拈花寺,位于西城區大石橋胡同61號。從1953年開始一直由學校印刷廠使用,直至2014年騰退移交給北京佛教學會。
百米斜街,位于西城區東北部,東起地安門外大街,南至地安門西大街。1949年上半年,法律外交教研室從其所在的鴉兒胡同,搬到百米斜街。
校醫院最初在東城交道口東南的馬將軍胡同。
1950年1月,黨中央下發了《關于成立中國人民大學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令各級黨委保證人民大學招生完滿成功。3月13日,中國人民大學首次招收的本科生在鐵獅子胡同校舍正式開課,華北大學勝利完成使命。
從1950年檔案館藏的一系列行政會議記錄可以看到,因當時校舍分配到多處,房子分配問題成為每次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加上招收學生數量也在迅速增加,再購買或租賃城內房子已經不符合辦學要求,學校急需新的集中辦學的校址,因此學校向政務院請示后,于9月初步將新校址定在西郊海淀以南、京頤公路以西、魏公村以北、長春橋以東,也就是現在校址———中關村大街59號。在接下來的兩年中,在新校址陸續修建了紅一、紅二、紅三等宿舍樓,教學樓(求是樓)等等。1951年8月15日,西郊部分新校舍落成。外交、法律、俄文三系開始由城內遷往西郊,8月31日學校舉行西郊新校址落成典禮,吳玉章校長出席。不過學校是否就此定址西郊仍然存疑。
1953年國家開始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文教事業建筑任務相對縮減,當時西郊建設再蓋房屋也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北京市也未最后確定人大的校址是在西郊還是市內。9月,北京市政府以建管地字第﹝五三﹞號批復,重新確定新的永久校址在城區大佛寺一帶。從1954年的檔案《本校之舍設計大綱及基本建設計劃初稿(大佛寺校址)》可以看出學校根據當時的組織機構和人員情況,從教工宿舍、教學建筑、圖書館、實驗室等方面對校園進行了詳細的設計。但這一計劃在居民和機關遷移、安排周轉房問題上卻遇到了不小的困難,后來又意識到大佛寺處于市內繁華地區,三面為主要馬路,居民密度很大,不適于教學又很不經濟,經北京市同意又改為海運倉一帶。
1957年,人民大學的校址經高等教育部同意最終確定在西郊,校舍和教學中心逐步向西郊集中,城內的房屋換出給其他單位。從《與中醫學院、市教育工會、輕工業部科學研究院等單位換房協議書》中可以看到當時與中醫學院、市教育工會、輕工業部科學研究院、市教育局的換房具體協議。換房協議的內容包括協議雙方的調換的具體地點、面積等。與北京中醫學院的換房協議中可以看到“北京中醫學院因急需解決校舍問題,人民大學的校址經高等教育部同意確定在西郊,城內房屋需要換出,因此雙方在自愿兩利的原則下,各經上級機關批準,達成以下換房協議”。
1957年10月10日《人民大學周報》第三版刊登《學?;窘ㄔO情況》一文,對換房情況進行了報道。報道中說:“學校校舍,長期分散在四十八處,對教學及行政工作,影響很大,全校學工人員不斷提出意見,渴望校舍盡速集中,以利全校各項工作,上學期經請示高教部,確定我校永久校址仍建在西郊。城內現有房屋,除租用私人房產14處租用北京市管公產2處及代管產一處外,已經換出26處,共達成四起換房協議。”文章對四起協議的具體換房地址及面積進行了詳細記述。從此,中國人民大學就在西郊雙榆樹扎根下來,延續至今。
從北京東西城的大街小巷到西郊校園,留下的多處人民大學舊址,體現著學校緊跟黨的要求和國家發展步伐,始終艱苦奮進的印跡。很多舊址至今仍然是全校師生,甚至是社會公眾進行紅色教育的場所,是中國人民大學作為新中國高等教育探索典范的歷史體現。